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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濕雨的四月週末,我在科學博物館參與與「霧社事件」有關的座談會。

 

【賽德克巴萊】電影在藝術與人文素養的爭議,就不再多說了。儘管在現實的社會裡,藝術創作者也是我眾多身分的其中一個,但很多時候藝術人作品一但遭受文化理解的批評,便拿著"藝術是藝術"捍衛自己時,也常會讓我茫然藝術到底是什麼?

 

我想紀錄自己作為一個外人,對「霧社事件」的理解過程:

 

 

 

 

 

1973年國民黨政府將莫那‧魯道遺骸,以風光的漢人歸葬儀式運回仁愛鄉之後,一般平地外人,多數將莫那‧魯道視為抗日英雄,這在現在的霧社事件紀念公園牌坊上的題字,都還可以感受到1970年代西部平地社會的時代氛圍。在1930的霧社事件之後,日人將剩下的馬赫坡賽德克族人牽至川中島(清流部落),原有2000多人的部落剩下500多人,多為婦孺,居留在2處保護蕃收容所,半年後日人誘使Tuda區的賽德克人,殺害收容所賽德克人,使其最後剩下200多人,後來稱「二次霧社事件」,事實上是一場日人介入賽德克族,使其產生屠殺行動的事件。如果我們以"理解"「霧社事件」這樣的角度來看「霧社事件」,可搜尋到的可見資料,就是這樣的梗概。

不過,對這種理解的方式與敘述,我感到許多疑惑。不認為這是"知識",或"了解"文化。

電影上映後,長期在整理(翻譯)部落文化的郭明正,出版了《真相‧巴萊》,補述修正電影裡錯誤的部分。陸陸續續與霧社事件有關更早的出版,被拿出來作比較、有些研究者或賽德克族的學者,也提出不同參與電影的經驗,我跟著眉溪部落的好友Iwan,去了一趟霧社,對1930年之前的人止關抗日事件、與布農族有關的姊妹原事件,對台中太平泰雅族的斯拉矛事件,所在的地理環境作了現場環境理解,這兩日座談會看了長達三小時,湯湘竹尚未公開的紀錄片【餘生】,對照在部落的環境經驗,湯湘竹在某個片段畫面記錄著「霧社事件」後族人被遷移至清流部落的路徑現況,當時懷孕的婦女,在那趟狹小顛頗的路程中,如何懷著必死的絕望心情。讓我稍微體會到為什麼在電影之前,很少聽到事件相關的當地(事)人的聲音,在電影之後卻有些極端憤怒的聲音,來自學界或老一輩的部落朋友。

在剩下200多人的德克達雅區的賽德克人,許多死了男人的女人,便依附剩下的男性族人,或離散到其他的部落裡,成為記憶斷裂或失憶的人。「霧社事件」之後,莫那‧魯道唯一生還的女兒馬紅‧莫那在後來的婚姻裡,並沒有產下子女,領養了張呈妹,之後招了女婿劉宗仁,其女命名馬紅‧巴萬。當【餘生】闡述事件的背景平靜地穿插了這趟關係,觀眾有人悄悄地說:原來是領養的啦。張呈妹、劉宗仁、馬紅‧巴萬在成長與生活過程中,馬紅‧莫那巨大的哀傷,伴隨著張呈妹、劉宗仁、馬紅‧巴萬三人的生活與生命,接二連三的屠殺,失去家人甚至承受上百位族人集體自縊的打擊。之後1949年來的國民黨政府,對台灣教育主導的中華民族文化概念,更動了族群名稱、地區名稱,因應建設再次遷移台灣的部落環境,對相對殘破的台灣部落文化,帶來另一個長達數十年的文化變動。馬紅‧巴萬小時候不喜歡自己的名字,當然,當時她不太理解霧社事件是什麼,但部落命名有繼承長輩命運的意義,馬紅覺得自己的祖母很苦,她看到祖母常常哭,悲傷的時候就唱歌,歌詞是:我該怎麼辦呢 我該怎麼辦呢 馬紅莫那該怎麼辦呢

馬紅‧巴萬現在就是你我生活中可見的一位活生生的、承受著這樣複雜生命歷程的中年長輩。她有漢人的名字,也是一位學者,研究自己的文化生命史。【餘生】播映結束,燈光打開,馬紅‧莫那拒絕任何發言的邀約。我看到網路新聞的記錄:馬紅‧巴萬在電影上映後,對著媒體說魏德聖沒有尊重部落文化,強硬地說:有人說莫那‧魯道沒有後代,那我們這些在馬紅‧莫那身邊的人算什麼?要是沒有這番踏查的經驗,暫定為漢人的我,實在不能很理解馬紅‧巴萬為什麼這樣說。而當我作了幾年的閱讀、環境與相關對話之後,感覺到馬紅‧巴萬要在已然截然不同的時空說出魏德聖不尊重部落文化,也是同時承受著另一種巨大的痛。

賽德克人比令亞布,從族人觀點拍攝的紀錄片【霧社‧川中島】,提供了現在眉溪部落、清流部落、平靜部落這些地區居民,從小感受長輩在某些牽扯到族區用字、地區遊玩的禁忌、不回答孩子拿著課本「霧社事件」的詢問。畢竟,這不過是1930年的事阿。怎麼可能像維基百科那樣地去談呢,那太複雜了。感受到電影英雄式的敘述方式,部落生活被迫談到事件造成的撕裂:我們不是這樣談那件事的,那件事在我們這裡不會這樣談論。【霧社‧川中島】提供了霧社事件另一個Tuda區的鐵木瓦力斯後代餘生的訪談。看到馬紅‧巴萬在【霧社‧川中島】播後舉手發言,感謝有人以真正生活經歷的觀察,來拍攝事件後的記錄,讓她願意開口說自己的想法。我竟淚流滿面。我流淚的原因,是在場沒有人可以跟我談論藝術的問題,占了人數一半的原住民觀眾們,看著鏡頭美感遠遠不及【餘生】的【霧社‧川中島】,由【餘生】的感動,轉為【川中島】的深沉:原來在我們身邊的人要開口說是這樣困惑。

這幾年藝術學術討論,無論是評論文字或藝術內容,在形式上,已經明白地靠攏到媒體宣傳品味的路上去,或許,在某個策劃行銷的環節,藝術人也常常談論所謂的"故事",或"故事性",但是怎麼把故事說"好",怎麼真誠地說出來,似乎沒有人在乎。作台灣歷史研究的周婉窈教授,結構在大量文獻閱讀的研究發表,有很明確的歷史研究立場,她強調所有的歷史事件並沒有結束,那些事件相關聯的人事物,會世世代代滲透在每個人生活的週遭。那才是歷史研究的意義。

近年霧社事件中牽連的人物一一凋零,清流部落設置了「餘生紀念碑」,平靜國小的校園裡,有一塊日人設置的石碑,紀念鐵木瓦力斯及其同時代的族人。這些到當事人終於能開始談論事件後的"藝術的加入",在藝術圈也有一派研究創傷、紀念碑、紀念館的相關資料。林益仁有一次在分享原住民的"民主"脈絡:民主不是近代西方的概念,在我的研究經驗裡,原住民的領袖是部落選出來的,他們怎麼選的?剛開始作研究的我很好奇,是投票選的嗎?在"一個部落,就是一個國家"的文化裡,大家從日常分享生活那樣"說故事"的方式認識彼此,時間久了,會知道誰是真誠的人,會推派那個人成為領袖。是大家信任的人。善於掩飾、說謊、說話誇張花俏的人,不會被族人信任。

 

這篇文章的書寫,偏重對馬紅‧巴萬的觀察,違反了當事人期待的"別把莫那魯道當成英雄"的想法,但是網路行文實在有體力限制,希望之後有機會在自己專業領域書寫這一段台灣文化,得以回過頭查詢這篇隨手記下的心情,在文字用詞上或藝術轉換上,同理與我不同文化的族群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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